有人和我讨论，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出事是大善之人，出事之后就是大恶之人？这些人强取豪夺，杀人越货之时，难道就没有想到自己善行天下之诺么？他们一面对弱者含情脉脉，一面对对手凶残暴力，难道他们内心就没有纠结和矛盾？
      生存或毁灭？这些集大恶和大善为一体之人，显然不会有哈姆雷特的纠结，内心太多的纠结与犹豫，都不会让他们走到“风光无限”的那一步，也不会让他们“贪婪而凶暴”的王国一夜倒塌。

       在一个动力系统中，最初一个微小的变化都可能引起整个系统巨大的连锁反应，这种混沌现象就叫 “蝴蝶效益”。“蝴蝶效益” 的世俗版，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若是不报，时候未到”。“时候未到”指的就是“南美的蝴蝶震动翅膀”导致“北京的某地下暴雨”的时间差。

       人生就像一个动力系统，不停地与周遭发生着互为影响的运动关系。作恶之人表面的“善行”，却是由“恶”而生，看似小小的不一样，最终就有可能引发系统性的奔溃。法网恢恢作恶者最终难逃其究，听上去就有些“蝴蝶效应”或“因果报”的意味。

        大恶之人，在行善之时，可能掩藏着更大的恶。英国著名的主持人萨维尔，他把自己90%的财产都捐赠给了慈善公益事业，被英国王室封为爵士，被罗马教廷封为骑士。表面上看他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对弱势女童的关心，而“光鲜”的后面，是为了方便自己“猥亵”和“性侵”这些女童。萨维尔在长达40年的慈善公益活动中，共计猥亵和性侵女性多达300多名。

     大善之人行大恶鲜有哈姆雷特式的道德纠葛，他们从一开始行善，可能就是为了更好地作恶。“行善”只是他们帮助他们“作恶”的工具而已。而对于这样的“善”，有一个专用名词叫“伪善”。

       作恶者为什么要行“伪善”？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说：“伪善是奉承的一种形式。” 在中国，伪善者从事慈善公益事业，表面上是在“奉承”社会，实际上是在“奉承”官员。伪善者通过“行善”让自己的行为更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，从而堵住当地百姓的嘴，进入地方领导的保护之下，不再注意其“恶”的一面。每当有人揭露伪善者的时候，总是有人站出来说，他们毕竟捐过钱，救过人。

        事实上，善与恶的区别不仅仅是“捐过钱、救过人”这么简单，媒体和公众不能因为一个人“捐过钱、救过人”就表彰有加。毛泽东在包尔生的《伦理学原理》批注中说“善恶生于利害”，而一个人内心对“利害”的考量，不易为外界把握。所以，识别伪君子不仅需要智慧，更需要时间；很多人认为，伪善比恶对社会更加有害。

         有黑社会头子在某地修了坚固不倒的学校，其目的并非对外所言“黑什么，也不能能黑教育”，而是为了解决地方官员政绩之需，以方便他在当地开发房地产项目。就在他做善事建设坚固不倒学校的同时，另一只手却为房地产开发中获得更多利益，指派保安乱刀捅死反对强拆的村民。

        还有被曝光的涉黑企业，在某地免费给村民统一盖房子，每年按人头发补贴，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。这“善行”的之后是在当地建设了大型的污染企业，无节制地污染周边的土地和水源。他们用表面的“善”，改善了村名的居住条件，完成了当地官员新农村的政绩；他们用后面的“恶”来获取巨大利益，对当地环境和村民的健康造成不可逆的破坏。

         所以，无论学校修得如何的坚固，无论给村民修了多么漂亮的房子，我们也不能用“善”是“善”，“恶”是“恶”应该区别对待来宽慰自己的良心。“恶”就是“恶”，只要是从“恶”的目的出发，无论这个“善”多么鲜亮，也是“恶”。所以，那坚固不倒的学校，不是“善”的丰碑，而是一本生动的“伪善”教科书。

         从社会的危害来看，伪善者和卖假茅台的人一样，都会让我们怀疑“正品”，让真正的“善行”处于社会的怀疑和轻视之中，在社会公众之间制造敌对和猜疑的气氛，极大地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。

      现在公益圈和一些公众存在这样一种思维模式，只要有人对名人、明星或者商业机构参与慈善公益活动提出质疑，就有人辩解说：她们毕竟“捐了钱，救了人”。好在时间能证明一切，伪善终究逃不过时间的检验， “捐了钱，救了人” 显然并不能证明他们是善还是恶。

        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中国，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社会，行善者最终获得社会认同，作恶者最终会受到法律的惩处。古人云：“ 世之治也，行善者获福，为恶者得祸”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